我的父母弟妹
我叫周群，今年79岁。祖父是道县兴桥人，是普通农民，有十几亩田，省吃俭用
送我父亲上学。父亲周谟，抗日时期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上前线抗日。抗战胜
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宪兵科当科长。
我193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1949年，我已经13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要打过
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
了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要渡江了，政府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
母亲说：“往哪儿跑啊？”父亲说：“还能去哪里呢？去台湾的船票就是10根金条
也换不上一张。只有回老家道县。”这样，我们一家辗转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
道县，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解放军过了长江后，战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听说湖南省省长程潜和平起义了，
接着，湘南行署主任欧冠也准备和平起义。他与父亲在南京有一面之交，为了拉更
多的“和平力量”，把我父亲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949年11月5日，欧冠通电起
义，这样，我的父亲便作为“起义人员”，受到礼遇。11月15日，解放军进入道县
县城，父亲还摇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道县人民政府举行“共商道县和平建设”
会议，把我父亲请去参加。
谁知事情说变就变。有一天，父亲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训。我们都
很紧张，他都起义啦，怎么还要找他呢？不久父亲就从衡山来信，说每个从旧社会
过来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错事。他在信中说：“我要努力改造自
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1952年5月2日，我正在道县的省立七师读书，早上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去参
加全县的“宣判大会”。猛然，我看见父亲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久就听见审判
员宣判了他和另外5个人死刑！
父亲被押着从台上推下来，台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样，分开两道，高喊口号：
“镇压反革命！”父亲的眼光还在人群中扫着：显然，他是在找亲人。可是我让人
群隔得那么远，可怜的父亲怎能看见我呢？不久，就听见远远传来的枪声。
父亲死了之后，母亲手不能提，肩不能扛，4个弟妹，加我5张口吃饭，怎么养活？
父亲是被枪毙的，按公安条例，母亲和我们姐弟都成了“杀关管亲属”，亲戚都怕
惹祸上身，看见我们都绕着道走。晚上，弟妹们睡了，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前发愣，
窗下就是潇水河，我真害怕她轻生。母亲满脸泪水，摇头说：“我不会的，我一看
到床上躺着的你们，就不会死了，没有我，你们怎么活？”不久，又传来消息，说
我上中学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组织”被抓了。弟弟与同班“出身不好”的子
弟成立了一个篮球队，他们常用纸条通知在哪里练球，在哪里比赛，而且总是用文
言文，他们穿的背心上印有一个蓝色的队徽。就说那是国民党党徽，他们串联纸条
上写的是“暗语”。大弟弟周元正就这样被无辜判了20年刑，一直到70年代才出来。
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诺诺，见谁都害怕的小老头。
第一次婚姻
这时我中师毕业，总算能挣钱，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了。我找到县教育科，请
求安排工作。那时候农村缺教师，教育科开恩，答应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艰苦的
洪塘营。那是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瑶族山区，学校几乎与世隔绝。让一个17岁的女孩
子进到深山教书，同发配边疆差不多。我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这样的人，能给一份
工作就算是不错了。
在偏僻的瑶山中，我碰上了第一个丈夫蒋汉镇。他高大、英俊，很有文体才华。
在道县一中，打球、演戏都很出名，我在舞台见过他，很有好感。蒋汉镇出身地主
家庭。父亲是在淮海战死的。本来，他已被选拔到部队文工团了，因为家庭问题被
打下来，也分配到偏僻的瑶山中教书。
塘营小学老师不多，有些在当地有家。一到放学后，学校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
在与世隔绝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我们很快就恋
爱了。
我对谈恋爱有种隐隐的负罪感，父亲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贪图享乐呢？蒋
汉镇就开导我，人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阴影里，应该抬起头来生活。我们都年轻，
党指引的未来是光明的。1959年，我与蒋汉镇结婚。1960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当时流行小说《林海雪原》，我们便给第一个男孩取名林海。1962年，又生下了一
个女孩，叫雪原。1964年，生下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取名林松。为什么取名林松？
我知道苏联莫斯科大学的门前，有两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
是去一次共产主义的故乡，如果我去不了，愿我的儿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学！
那一段时间，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会上的政治斗争还没搞到我们年轻的一代
人身上来。我和汉镇还经常在学区大会上讲公开课，每年都被评为“优秀人民教师”，
发一支钢笔、领一张奖状什么的，心里很满足，对党对毛主席很热爱。1965年全国
搞“四清”，情况就变了。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的时候都不到18岁，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辈有问题，也不是
我们的罪，没想到运动会搞我们。1965年下半年，洪塘营学区100多名教师被召到区
里集中学习文件，搞“自我革命”，就是向党交心。每个人回顾检查自己，把“辜
负了党”的事情说出来，“与昨天一刀两断”。为了让教师们大胆交代问题，党支
部书记宣布：“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骗我们
的。
那时汉镇在学校管了一点伙食账，除了交代自己对学生不够耐心外，还把账本交
给领导，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问题。我则把读师范时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领
导。没想到，交心的第三天，学区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地主分子蒋汉镇还在
吸血”，“奇文共欣赏：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周群反动日记摘抄”。很快，全学区
掀起了一场批判我们夫妻的风暴。汉镇记的“油盐柴米”账，被说成是“变天账”，
我用铅笔抄写毛主席语录，被说成“对伟大领袖不恭”。我日记本上抄的名诗、名
句，被说成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盼望帝修反回来”。我们两口子被押到台上，
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动思想”。在我俩被清退出学校时，
我曾问蒋汉镇：“我们这些人不合适，清退便算了。干吗还要开那么多会，批判、
斗争、污辱我们呢？”汉镇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光把我们清退怎么够呢？要批
判我们，教育其他人啊！”
1965年12月，我们两口子被学区清退回蒋汉镇的老家，瑶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村
庄──小路窝村。我还记得那是个凄冷的早晨，蒋汉镇挑着一担行李，我一手挽着
装杂物的篮子，一手牵着雪原。林海背着林松，当我们一家人走出校门时，没有一
个人来送。
回到老家，蒋汉镇家原来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们借别人的一间房子住。那房子是
堆稻草的，从瓦缝里都能看见光，一下雨，到处都漏。我们就拿稻草把房顶漏的地
方堵了，把稻草杂物清理了一番，勉强住了下来。村里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粮，
当然不欢迎我们，时时要看人的脸色。好在按规定，还能吃一年的国家粮，发了一
点安家费。所以一开始生活还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1967年“双抢”大忙季节。我们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为了表
现好，让妻子儿女少受歧视，细皮嫩肉的汉镇打着赤膊，在火热的日头下踩打谷机。
我也挽起裤子，下田学割禾；3个孩子，5岁的雪原，到田里拾谷穗；7岁的林海看了
队里的几头牛，再牵上小弟弟林松。我们就像牛，低着头，俯首贴耳，听凭改造。
汉镇总是安慰我：“我们是运动中出来的，照共产党的政策，运动结束后，就会纠
偏，那时，我们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们没等到这一天。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我们非但没能回
去，一家5口，只留下我一个！
1967年8月，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
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1967年8月26日，已经是半夜了，
我和3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
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
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
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
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
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
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
踹到天坑里面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3个
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
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
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
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千。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3个孩子，可怜3个无辜的孩子，
吓得像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3个孩子都被丢进了天坑。这真
是个“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25个人！
老天有眼，一开始，我们全家5人丢下去后，都没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
了。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
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汉镇先昏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
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妈妈，
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
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这时候，汉镇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经疯了。
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倒下，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
也许是我觉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我的五
脏六腑都碎了！可怜的孩子，才7岁啊！又过了一会，他也真的就再没声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幽，就用嘴
含着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我知道，马上要轮到我了。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4个
亲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死，等待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没想到，头顶的洞
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47军下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后，他们问，周老师，你去哪里？一句话让我眼泪哗哗地流。丈夫死了，
3个孩子死了，家没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能去哪里啊？
第二次婚姻
想来想去，想起蚣坝墟上，有我的一个伯母，我叹了一口气，只能去投奔她了。
没想到，在伯母家里，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与大队支书李自贵建立家庭。
很多人问我，得救后为什么要嫁大队支书？是不是让贫下中农来保我的命？我说，
又是，又不是。
李自贵是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人，解放前，他家很穷。母亲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
累儿子，上吊死了。李自贵10岁就带着两个弟弟讨饭。共产党来了，他家才翻了身，
分了地主的田，又分了房子。朝鲜战争爆发，李自贵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
鲜战场上，他杀敌立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从朝鲜回国后，先到零陵的一
个矿山工作。但他当惯了农民，向领导打报告，要求回乡务农。1962年，李自贵回
到了老家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不久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道县到处杀人。上面指示说蚣坝大队要杀多少“地富反坏”。李自
贵是个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在部队才认识几个字。党的路线出了什么错，他是不
会去想的，只知道要听党的话。我后来听他说，接到杀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
直不忍下手。但是上面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压下来，要是不杀人，你就是站在“地富
反坏”一边，自己都有危险。后来，他也参加了杀人。我在道县处遗小组的材料中
看到了这样的记录：“1967年8月25日，蚣坝大队支书李自贵、大队长周时 、贫协
主席蒋绍黄、治保主任朱贤儒、民兵营长蒋学金、大队‘红联’头头蒋启念等人，
以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召开宣判大会，当即宣布了涂宏光等22人
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场边上的两口废红薯窖边执行。”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蚣坝刮杀人风的时候，李自贵家中突然出事，他的老
婆上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兵。她在与邻居吵架时，人家
骂她父亲是“国民党兵痞”，说她老公李自贵不配当大队支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大
的罪名了，他的老婆一气之下，上吊自杀了。留下了一个两岁的男孩叫李玉新。谁
的“阶级”就那么纯洁？这件事对李自贵教育很大。
当时李自贵无法带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蚣坝墟上交给我伯母带。也是这个原因，
我到伯母家里不久，就认识了李自贵。李自贵看到我抱着他的孩子，心有愧疚。他
想同我结婚，请我的伯母做媒。一听伯母这样说，我坚决不同意。我原来的丈夫、
孩子的尸骨都还在溶洞里呢，我怎能嫁给他？伯母说，外面还在杀人，嫁个贫下中
农，你的成分就改了，有他保护，你死活可以留下条性命。我的弟弟也这样劝我。
最后让我下决心跟了李自贵的原因是他的孩子：两岁的玉新。当时我刚失去了3个
心头肉，就像一头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疯了，玉新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抱着玉
新就像抱着我的林松，没有玉新我只有死。所以当他们说，如果我不同意就要抱走
玉新时，我心软了。
这样，我同意跟李自贵去了冲子口村。从此，我由一个教师，变成了一个地地道
道的农妇。每天，我上山放牛，用一块蓝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经过小学
校，听见一位女老师讲课，说苏联有3个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我
在窗外干着急，但是看看自己这个样子，一个衣衫褴褛的放牛农妇，想想自己的身
份，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有两件农活我最难忘，一件是挑牛栏粪，赤脚站到又臭又潮湿的牛粪尿里。有时，
还要用手去捧牛粪。一开始我怎么也做不下，我一辈子都爱干净，脚一踩到软软潮
潮的牛粪上就恶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时间长了，就如同踩在潮湿的棉絮上一
样。
还有一件难事是砍柴。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柴都砍光了，我要跑到很远的山上去
砍柴。我带着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在地上摊开一块蓝布，把玉新放在蓝布里坐着。
有一次，柴担到半路，“噗──”藤绳断了，柴散了一地。这时天又黑了，肚子又
空了，力气也没了，我哭，孩子也哭。远远地听到“周群，周群”的喊声，原来是
李自贵来接我们母子了，那是多么难忘的回忆啊！相依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
们之间的冤结。劳动中，困苦中，相互照应，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点。
这时，外面有了风言风语，说：“冲子口村出奇事了，共产党员讨了个地主婆。”
“大队支书中了美人计了！”有一次支部会议批评他“阶级立场出了问题”。为了
我，他受了处分。他没有怨我，依然爱我。这一点使我很感动。我决心好好撑起这
个穷苦的家！
几年后，我们添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取名玉东，女孩取名来媛。穷屋里一
下有了3个孩子，那是3张嗷嗷待哺的口啊，我们家更穷了，但穷人却有穷人的快乐。
孩子虽并非我一人所生，但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女儿来媛要出嫁了，没有钱做嫁妆，
怎么办？以前李自贵还可以到瑶山去砍竹子，卖几个做衣服的钱。但那时正批“资
本主义尾巴”，谁都不敢搞副业。嫁女的钱从哪里来呢？是我结扎了自己，拿回了
20块钱，把女儿嫁出去的。那时，计划生育结扎男人补助10元。结扎女方能补到20元。
我就代替李自贵结扎了自己。来媛出嫁离门的时候，紧紧地抱着我不肯走，哭成了
个泪人儿。
1980年，道县大屠杀事件平反，一些杀人的凶手受到了法律的惩办，李自贵也不
当大队支书了。我又回到了蚣坝的教师队伍。县里群众还强烈要求，让我这个九死
一生的人当政协委员。我同李自贵的位置，正好倒了过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调到县里去。临走时，我发现自贵很不安，他
有顾虑，怕我一去不回。那段时间，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离婚了。我们蚣
坝一个从广西来的女医生，平反后，抛弃了老公孩子，又回了桂林。我对自贵说：
“你放心，我们是从那个苦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你对我好，我记得的。不管我以
后做什么，都不会抛弃你。”
不久，我们把家搬到了道县县城，我教书，自贵在家做点家务。这时，玉新已经
成家，玉东学了机电，来媛进了纺织厂，不久又添了孙子和外孙女，一家人的生活
和睦、幸福。2000年以后，我发现，老头子的身体慢慢不行了。他老是咳嗽，痰中
带着血丝，有时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2008年冬天，他病倒了。我还记得，那是一
个雪天的黄昏，屋里生着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
让我坐下。我说：“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不说了，不说了。”他眼里都快流泪
了，断断续续地说：“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也对不起你！”李自贵一生很坚
强，从不流泪，这回，他流泪了，泪水分成两道，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我也忍不
住，抱着他哭。他在床上又躺了3天，无声地走了。我和儿女把他葬在家乡冲子口背
后的山上。伏在坟上，我哭了一场。
2011年，我在记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枫木山，找到了我第一个丈夫和3个孩
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块盖上，旁边建了一座“枫木山小学”。
44年了，这里灌木丛生，难以辨认。但44年前，一家人“阴间相会”的情景犹在
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小妹子、林松，妈妈来看你们了！”
后来，我在天坑口上为他们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蒋汉镇老大人及子女林海、
林松、雪原之墓”。落款是“贤妻、慈母周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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